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6/22页）

苏联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的突然变卦，显示出斯大林对美国越来越多地插手欧洲事务的反应模式：从怀疑和敷衍到猛烈回击。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解读没有为德国中立留下任何余地。能够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是，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报告把美国的计划说成是要建立一个包围苏联的集团，“西边要经过整个西德”而且更远。来自伦敦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的报告也持同样的看法。斯大林给外国共产党的命令是要它们从议会活动转向政治暴力，并为战争做好准备。1947年秋，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及工会，组织罢工和示威，破坏西欧的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严厉斥责表明，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他对德国和中欧采取的等等看的策略必须放弃。中欧各国共产党被告知，要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号令，加入总部设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不过，斯大林给中欧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是兼顾到果断与审慎。他希望加快“苏联化”的进程要显得像一个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尽可能不要让人看出莫斯科的影响。

从1946年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自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但是，“马歇尔计划”加快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步伐。这表明，斯大林确信从那时候起，苏联人仅凭思想和组织的铁的纪律就可以管理中欧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声明放弃“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们迅速被斯大林化并刻板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控制，导致了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清洗”。这一事件烙有斯大林个性的鲜明印记。斯大林突然发作的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的憎恨，出乎人们的意料，甚至对他的下属来讲也是如此。不过，在其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这曾是斯大林在苏联政治斗争中的典型做法，当时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是又拉又打。斯大林对待中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方式，与他对待像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这样的自己最亲近的副手的方式并无明显的不同——它把富有欺骗性的个人魅力、没来由的施虐、猜疑还有轻蔑都混合在一起。在南斯拉夫这件事上，斯大林的待人之道却适得其反，惹得苏联在中欧最有价值的伙伴造反了。

就这样，按照斯大林的方式加强对中欧的控制，不仅制造了外部的，也制造了内部的敌人。1948～1949年对“铁托主义”的猛烈批判所起的作用，就跟1935～1938年炮制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样，有助于巩固斯大林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和违抗其意志的可能性，哪怕是微乎其微，也不允许存在。在此期间，斯大林还一直想暗杀铁托，就如同他曾经一心想暗杀托洛茨基一样。

中欧的苏联集团迅速得以巩固给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政策以牺牲德国的统一运动为代价，坚定地转向了建立一个苏联化的东德。斯大林没有让德国社会统一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不过，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都明确表示忠于苏联并公开谴责“马歇尔计划”。1947年秋，斯大林说服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在德国内政局也就是苏联占领区的警察机构的支持下组织军事力量。1947年11月，在内政局内部成立了情报部，目的是用法律许可之外的手段侦测和根除任何反对东德政权的力量。1948年7月，随着柏林危机的日益加深，苏联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装备和训练一万名东德士兵，作为住在兵营里的“担任警戒任务的警察力量”。所有这些措施的计划与实施都是高度保密的。斯大林完全清楚，它们公然违反了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决议，而且这项政策也完全背离了苏联在宣传和外交上倡导的德国统一、中立和非军事化。

1948年9月，德国社会统一党公开批判其自1946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说它是“腐朽而危险的”，是通向民族主义的“邪路”。在批判南斯拉夫的狂热气氛中，东德共产党人更愿意站在安全的一方，而且即便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也千方百计地想加入到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列。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西方领导人撇开苏联在伦敦单独举行了多次会谈，之后就开始组织西德联邦国家。它将借助“马歇尔计划”接受美国的援助，并修改鲁尔区的生产计划，确保西方占领区的经济快速复苏。斯大林也许仍然寄希望于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破坏西方的计划，但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对西德的成立做出回应。他在柏林这个苏联对西方优势最大的地方采取了行动。1948年3月，针对德国社会统一党官员不满西方在柏林的存在，斯大林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撵走”。他决定封锁西柏林，以便把盟国赶出这座城市，或者迫使它们对自己的伦敦协议进行重新磋商那就更好。